“2020年至2025年，中国光伏将启动加速部署;2025年至2035年，中国 光伏将进入规模化加速部署时期;到2050年，光伏将成为中国第一大电源，约占当年全国用电量的40%左右。”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《中国2050年光伏发展展望》中这样预测。 未来， 光伏产业发展空间巨大;当下，光伏企业依然面临变数。即将到来的“十四五”时期， 光伏企业 如何重塑新角色?

11月15日，在以“变革融合安全绿色”为主题的2020第五届中国光伏产业论坛上，多位专业人士给出了自己的思考。

持续降低光伏度电成本

过去10年间，中国企业引领全球太阳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，将光伏产业带入平价时代。

“实现营收18.43亿元，同比增长42.33%”。这是今年上市以来，江苏中信博(143.920, -5.28, -3.54%)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简称“中信博”)交出的成绩单。对于光伏支架这个细分领域来说，中信博这样的成绩着实可观。

在中信博高级副总裁容岗看来，光伏电站的规模从千瓦级发展到吉瓦级，这是百万倍的增长。不管技术怎么变，规模多么大，初心就是降低光伏度电的成本，让所有人都用得上。

容岗表示，这几年光伏企业，尤其是头部光伏企业，一直在坚持推动降低光伏发电成本，并呼吁降低光伏非技术成本，在政府、企业等共同努力下，整个行业取得了很大进展。

但容岗同时也认为，光伏行业实现平价还远远不够，仍然需要挑战极限，继续创造更大的价值。

容岗表示，这些年，光伏组件功率不断上升，单片电池尺寸不断上升，逆变器容量也在不断增加，这些技术赋能让光伏发电更便宜。

“目前光伏跟踪支架在中国大型地面电站的渗透率非常低，在北美洲渗透率超过80%，但在中国只有7%，是全球洼地。”容岗举例说，对发电企业来说，使用跟踪支架有两个利益增长点，一是发电量增加，二是使发电曲线更加平滑，尤其对高辐照地区、高容配比电站削峰的损失可以小很多。

谈及跟踪支架的发展时，容岗自信地说，目前发电企业所担心的投资回报率和跟踪支架稳定性，中信博已经通过技术解决了。

在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李振国看来，就综合成本来说，国际上已经出现了1.3美分/度电的上网电价，但中国目前上网电价还在3毛/度电左右。未来30年，光伏仍然会有比较大的降幅空间。据机构预测，从2020年到2050年，光伏发电整体成本还会下降60%~70%。

光伏是间歇性、非连续的能源，如何“查漏补缺”，实现平衡，是光伏业界一直担忧的问题。

对此，李振国表示，从市场角度说，最重要的是从需求侧解决。可以通过电力市场化形成需求侧响应，解决大概20%至30%的电力供需不平衡问题。同时，也可以通过抽水蓄能、化学储能和氢能进行调节，实现削峰填谷。

多措并举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

谈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，2060年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时，国务院原参事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第七届、第八届理事长石定寰表示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我们是全球能源第一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，是煤炭产能最多的国家，要从这样一种局面转型到“碳中和”，任务十分艰巨。“我们应该把目标落实到各个省，地方政府部门也应该提出自己的自主贡献方案和自主贡献目标，上下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”石定寰建议。

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(10.210, -0.07, -0.68%)新能源部主任赵太平看来，要实现这些目标，“十四五”时期非化石能源必须要加速发展。

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到2060年，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大概75%左右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60亿~80亿千瓦，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。

赵太平表示，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，首先是要节约和提高能效，降低总体的能源消费总量。其次，碳减排、碳捕捉和碳汇依然是很重要的方式，其中主要是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。针对“十四五”期间或者是今后更长期间的总体思路，赵太平提出“五个并举”，即集中式和分布式/分散式并举，陆上和海上并举，就地利用与跨省外送并举，单品种开发和多品种协同并举，单一场景和综合场景并举。

“在碳高峰来临之前，风光发电占比大约在40%左右的水平。”李振国表示，在这个时候，可以不依赖大规模的储能，使用多能电源互补的形式可以解决问题。他举例说，像今天德国的风光发电占比已经达到42%，并没有依赖大规模的储能就可以实现电力平衡。但是他认为，要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，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将要达到97%甚至100%，这时就需要通过多种储能、可再生能源制氢、需求侧响应以及电动汽车应急用途，来实现日常电力的平衡状态。

针对光伏产业未来发展，李振国建议，一是制定与“碳中和”相适应的阶段性能源发展目标。之前国家提出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提升0.5个百分点，“碳中和”目标提出后，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需要提升1.7%~2%。从国家层面来说，需要更积极的政策来推动新能源的发展;二是优化产业链、供应链的发展环境，强化要素支撑。玻璃以及其他原材料的大幅度涨价，让光伏新能源的成本下降出现迟滞;三是国家引导国内的传统能源产业，主动谋划新能源的战略转型。